【摘 要】袁绍综其一生，在其“四世三公”的背景下，在称霸河北及与曹操相争的官渡之战中屡屡犯下致命错误，导致其最终失败。这与其思想上一贯的“尚力”而不“尚智”有直接的渊源。对武力强横的一味推崇，是袁绍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【关键词】袁绍 曹操 尚力 尚智 争霸失利
袁绍与曹操的争霸，是汉魏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。曹胜袁败的官渡之战，使曹操初步完成统一中国北方，并进一步为曹魏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在这场意义重大而原因纷纭的战役中，时人及后人从袁曹二人的家族出身、战略战术、计谋采纳、人才使用、战场机智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究，但从袁绍个人思想意识上对“力”（武力、武装）的一贯推崇和对“智”（谋略、计谋）的缺失看重来作视角，在笔者有限观察范围内，应该说还是较少的。
纵观袁绍的一生，处处都显示出这一出生“四世三公”高门贵族和好“游侠”之气的野心家的尚武倾向，而正与多年后“以武人为耻”的社会大潮流相抵牾。①
当然，袁绍绝对不是吕布那样的武夫②，但往往其在用“智”还是使“力”上，更多的时候是偏向于使“力”的。袁绍本传载：
（袁绍与公孙瓒战于界桥）（绍）见瓚已破，不为设备，惟帐下强弩数十张，大戟士百馀人自随。瓚部迸骑二千馀匹卒至，便围绍数重，弓矢雨下。别驾从事田丰扶绍欲卻入空垣，绍以兜鍪扑地曰：“大丈夫当前斗死，而入墙间，岂可得活乎？”强弩乃乱发，多所杀伤。瓚骑不知是绍，亦稍引卻。
本来退却在战斗中是很正常的，尤其是这种偶然性特别大的遭遇战，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退入空墙暂时防御，以待援兵是正确的选择，但袁绍却未听田丰的正确建议，凭自己的血气之勇而蛮干，只不过是敌方不知道有主帅在此而自行退去。使袁绍逃过一劫。
其实，在袁绍政治生涯的早期，就已经表现出这一特点了。
灵帝驾崩后，何进欲诛灭宦官，身处清流的袁绍便主动与何进交纳，成为何进集团的核心成员之一③。然而，当何进未能得到太后的同意，又准备宣外兵干涉内朝时，史料上并未见到袁绍的反对之言，所以袁绍应该也是同意此做法的，而曹操则明确反对这一做法。《三国志∙武帝纪》引魏书曰：
太祖闻而笑之曰：“阉竖之官，古今宜有，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，使至于此。既治其罪，当诛元恶，一狱吏足矣，何必纷纷召外将乎？欲尽诛之，事必宣露，吾见其败也。”
然而曹操的正确意见却被否决（袁曹早期关系密切，所以曹操的建议应该是对袁绍等党人同志说的）。过于推崇武力的结果，当袁绍奉令还在清点人员时（令绍使洛阳方略武吏检司诸宦者，《三国志∙袁绍传》），何进被阉竖所杀，而凉州军阀董卓却黄雀在后，逐袁绍，并丁原，霸朝政，废少帝，使东汉政权陷入全面的瘫痪之中。
袁绍讨伐董卓失败后无处栖身，谋士逢纪建议袁绍找一地以安身，《三国志∙袁绍传》引英雄记曰：
逢纪说绍曰：“将军举大事而仰人资给，不据一州，无以自全。”
袁绍集团的目标是韩馥的冀州，当时的冀州“带甲百万，谷支十年”，但冀州人士对袁绍的野心也有较大的抗拒心理，宁愿懦弱的韩馥担当州牧，而拒绝强势的袁绍远道而来，触犯自身的利益。④
而袁绍对此顾忌颇多，主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武力不如冀州的韩馥强大，
“冀州兵强，吾士饥乏，设不能办，无所容立。” （《三国志∙袁绍传》）
而看不到自身的优势，结合韩馥的缺点去夺取冀州。最后还是逢纪的建议下，使计让公孙瓒“为渊驱鱼，为丛驱雀”，达到了占据冀州战略重地的目的。
占据冀州后，袁绍“振一郡之卒，撮冀州之众，威震河朔，名重天下。”从事沮授劝说他以武力争夺天下，《三国志∙袁绍传》载授言：
虽黄巾猾乱，黑山跋扈，举军东向，则青州可定；还讨黑山，则张燕可灭；回众北首，则公孙必丧；震胁戎狄，则匈奴必从。横大河之北，合四州之地，收英雄之才，拥百万之众，迎大驾於西京，复宗庙於洛邑，号令天下，以讨未复，以此争锋，谁能敌之？比及数年，此功不难。
后人比之于诸葛亮之隆中对，美其名曰“邺中对”⑤。从战略的角度而言，如果沮授面对的是一个不断进取，进退有道的袁绍，自然能成功立业。然而虽然袁绍
喜曰：“此吾心也。”（《三国志∙袁绍传》）
并立即表沮授为监军、奋威将军，但事实证明，袁绍“对于沮授的几乎所有建议都未能听从”⑥，所以袁绍高兴的是一个辉煌的长远规划和美好的前景。短于实施，拙于采纳建议的袁绍，对于沮授的战略规划，仅仅是好大喜功的“喜”而已。后袁绍杀董卓派遣的朝廷官半夜凉初透员吴脩与名列“八厨”的胡母班⑦，拒绝董卓的招抚，结果袁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：
卓闻绍得关东、乃悉诛绍宗族太傅隗等。（《三国志∙袁绍传》）
这让袁绍更加肩负起“国仇家恨”的使命，同时客观上使袁绍声望更隆，各地豪杰纷纷以袁绍为国丧家而对其深刻同情且大量归附。
当是时，豪侠多附绍，皆思为之报，州郡蜂起，莫不假其名。
后来曹操集团的核心人物荀彧⑧、郭嘉⑨、董昭⑩等都曾经归附袁绍，甚至曹操自己也是属于袁绍集团的成员11。虽说袁隗之死不是袁绍主观造成的，但后来的一件事却让人疑惑。《三国志∙袁绍传》引英雄记曰：
公孙瓚击青州黄巾贼，大破之，还屯广宗，改易守令，冀州长吏无不望风响应，开门受之。绍自往征瓚……初平四年，天子使太傅马日磾、太仆赵岐和解关东。岐别诣河北，绍出迎於百里上，拜奉帝命。岐住绍营，移书告瓚。
朝廷是时为李傕、郭汜所操持，而李、郭二人是打着为董卓报仇的旗号攻入长安，挟持天子的，这个诏书应该是李、郭的意思，要笼络袁、公孙二人。从理论上讲，袁绍与董卓有毁家之仇，不可能对李郭把持的朝廷派出的使臣做出如此谦下的态度（出迎於百里上，拜奉帝命。），初平二年时，袁绍甚至还阴谋立新帝12，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，虽然战胜了公孙瓒，但袁绍自身的损失也极为巨大，而且冀州内部也有黄巾军的扰乱，冀州的士族并未完全承认袁绍的统治，其实力没有得到足够的恢复。从现实政治的角度，袁绍是下了一步好棋，但从道义上讲，这种只顾自己实力发展，罔顾儒家对“道”的追求，尤其是两汉强调“以孝治天下”，袁绍作为当时最有名的党人，不顾自己的国仇家难，与董卓的余孽相妥协，无疑在舆佳节又重阳论上走了一步败招，降低了自己的身誉，让许多士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失所望。也就是在此前二年，被南阳何颙赞为“王佐才也”，被曹操誉为“吾之子房”的荀彧，从袁绍阵营转而投奔了曹操，而荀彧陆续又向曹操推荐戏志才、荀攸、锺繇、陈群，在袁绍处的郭嘉等，初步形成了曹操的核心谋士群13。而恰恰是这些人才，辅助曹操统一中国北方，立下了不可衡量的功绩。反过来说，袁绍尽管人才济济，但失去这些匡世济时的人才，无疑给自己理想中的发展埋下了极大的阻碍，导致了最后的失败，前期的那些名誉上的资本也被挥霍殆尽，只剩下了一些虚名。所以曹操煮酒论英雄时就对刘备谈及袁绍：“今天下英雄，唯使君与操耳。本初之徒，不足数也。”（《三国志∙蜀书∙先主传》）袁绍的实力发展已经向黩武型的军阀转型。从实际情况来看，从这一时期开始，投奔袁绍的士人史籍记载明显减少，几乎失去了上升时期迅猛发展的势头。而正好相反，投奔曹操的士人则明显增多，曹操的势力也日渐增强，逐渐与袁绍可以相抗衡。
袁绍击败公孙瓒，夺得幽、冀、青、并四州，势力达到顶峰，也达到了当初与曹操讨论过的理想割据根据地。《三国志∙武帝纪》载：
初，绍与公共起兵，绍问公曰：“若事不辑，则方面何所可据？”公曰：“足下意以为何如？”绍曰：“吾南据河，北阻燕、代，兼戎狄之众，南向以争天下，庶可以济乎？”公曰：“吾任天下之智力，以道御之，无所不可。”
袁曹二人的对话，更是充分表露出两人不同的“争霸路线”，即袁绍的战略目标“两步走”的方式，即第一步“南据河，北阻燕、代，兼戎狄之众”，第二步则是“南向以争天下”。他的实施方式则是以“众”来“争天下”，也就是明确了占据稳固的后方基础，然后使用武力征服其他地区。这个方略其实并无大错，后来袁绍在与沮授的“邺中对”里，沮授也谈了相似的战略主张，但如前讨论的，这仅仅是个辉煌的前景，而要实施成功，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调整和改变，而这恰恰是袁绍的短板。郭嘉对袁绍的评价恰如其分：“多端寡要，好谋无决”，“迟而多疑”所以“徒欲效周公之下士，而未知用人之机”（郭嘉传）。从曹操的回答来看，比起袁绍和盘托出自己内心的想法，曹操是颇有滑头的，“任天下之智力，以道御之，无所不可”，既然是“无所不可”，自然不会与袁绍在地盘和势力上起冲突，所谓“以道御之”云云，恐怕只能看做是虚与委蛇的空话了。而袁曹二人相处多年，在曹操真正崛起之前，袁绍是没有把曹操放在眼里的。而真正袁曹发生武力冲突，则是在袁绍攻打公孙瓒时。陈琳的檄文里有载：（《三国志∙袁绍传》引《魏氏春秋》）
往岁伐鼓北征，讨公孙瓚，强御桀逆，拒围一年。操因其未破，阴交书命，欲讬助王师，以相掩袭，故引兵造河，方舟北济。会其行人发露，瓚亦枭夷，故使锋芒挫缩，厥图不果。
曹操趁袁绍北征的时机欲偷袭袁绍领地，虽然最后没有打起来，但两人的关系已经从暗地里竞争发展到明里相争夺，二人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已经开始打响。这个时候的袁绍，已经发展到各个割据诸侯势力最强大的一支。从武装力量和经济实力来看，都是为时人公认的。《三国志∙郭嘉传》引《傅子》曰：
太祖谓嘉曰：“本初拥冀州之众，青、并从之，地广兵强。
《三国志∙袁绍传》引《世语》曰：
审配、郭图曰：“……（绍）跨河朔之强众，以伐曹氏。”
《三国志∙袁绍传》田丰劝袁绍时也说：
“将军据山河之固，拥四州之众”
曹操自己也知道袁绍的势力要强于自己。
《三国志∙荀彧传》载：
太祖乃以绍书示彧，曰：“今将讨不义，而力不敌，何如？”
曹操手下将领也认为不是袁绍的对手。《三国志∙武帝纪》载：
是时袁绍既并公孙瓚，兼四州之地，众十馀万，将进军攻许，诸将以为不可敌。
在官渡之战战胜袁绍后，曹操也认为之前自己是胜少败多的局面。《三国志∙武帝纪》引魏氏春秋曰：
公云：“当绍之强，孤犹不能自保，而况众人乎！”
但是，袁绍的弱点也为当时的有眼光的士人所透彻了解，而正是这些弱点，让袁绍遭到了惨痛的失败，最后退出历史舞台。
曹操认为袁绍“志大而智小，色厉而胆薄，忌克而少威，兵多而分画不明，将骄而政令不一，”（《三国志∙武帝纪》）
荀彧认为袁绍“布衣之雄耳，能聚人而不能用。”（《三国志∙武帝纪》）
贾诩认为曹操“明胜绍，勇胜绍，用人胜绍，决机胜绍，”（《三国志∙贾诩传》）
最精彩的是郭嘉的“十胜十败”论，全面论述了袁绍的劣势：
嘉窃料之，绍有十败，公有十胜，虽兵强，无能为也。绍繁礼多仪，公体任自然，此道胜一也。绍以逆动，公奉顺以率天下，此义胜二也。汉末政失於宽，绍以宽济宽，故不摄，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，此治胜三也。绍外宽内忌，用人而疑之，所任唯亲戚子弟，公外易简而内机明，用人无疑，唯才所宜，不间远近，此度胜四也。绍多谋少决，失在后事，公策得辄行，应变无穷，此谋胜五也。绍因累世之资，高议揖让以收名誉，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，公以至心待人，推诚而行，不为虚美，以俭率下，与有功者无所吝，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原为用，此德胜六也。绍见人饥寒，恤念之形于颜色，其所不见，虑或不及也，所谓妇人之仁耳，公於目前小事，时有所忽，至於大事，与四海接，恩之所加，皆过其望，虽所不见，虑之所周，无不济也，此仁胜七也。绍大臣争权，谗言惑乱，公御下以道，浸润不行，此明胜八也。绍是非不可知，公所是进之以礼，所不是正之以法，此文胜九也。绍好为虚势，不知兵要，公以少克众，用兵如神，军人恃之，敌人畏之，此武胜十也。”（《三国志∙郭嘉传》）
尽管有这样的议论，但战场上瞬息万变，谁能把握住战机，谁就能取得战役的胜利，谁就能笑到最后。从袁曹相争的战争来看，无疑袁绍的“力”比不上曹操的“智”。
绍进军黎阳，遣颜良攻刘延于白马。沮授又谏绍：“良性促狭，虽骁勇不可独任。”绍不听。太祖救延，与良战，破斩良。（《三国志∙袁绍传》）
绍渡河，壁延津南，使刘备、文丑挑战。太祖击破之，斩丑，再战，禽绍大将。绍军大震。（《三国志∙袁绍传》）
太祖军不利，复壁。绍为高橹，起土山，射营中，营中皆蒙楯，众大惧。太祖乃为发石车，击绍楼，皆破，绍众号曰霹雳车。（《三国志∙袁绍传》）
绍为地道，欲袭太祖营。太祖辄於内为长堑以拒之，又遣奇兵袭击绍运车，大破之，尽焚其谷。（《三国志∙袁绍传》）
待到曹操纳许攸之策，火烧乌巢袁军之粮，张郃、高览随之投降曹营，袁绍为之所恃的河北武装已经全线崩溃，回天乏术了。
为什么袁绍有如此多的机会掌握战场主动权而没能掌握，有如此多的合理化建议提出而没能采纳，应该说，袁绍的思想里军事优势意识太过于明显，已经大大超出了一个合格的战场统帅所应该具备的随机应变能力。从一个个战役的实施来看，袁军的攻势都是常规性质，“堂堂之阵”来与机变多诈的曹军作战，除了得到一个个的失败以外，一无所得。两军的优势的转化，完全在于作为统帅的袁绍机械而拙劣的军事指挥才能，一味求强，一味求众，妄图以“势”压倒曹操。应该说，从心理角度讲，这与袁绍“四世三公”“高门大族”的家庭出身背景有极大的关联。作为社会的强势群体，不懂得虚心听取合理意见，不懂得排除错误的干扰，不懂得分辨谄媚之语与忠直之言，说到底是不懂得客观分析敌我双方，一味恃强凌弱。所以郭嘉早期对袁绍的评价“多端寡要，好谋无决”，从根本上推倒了袁绍这个高高在上的社会偶像，也揭开了袁绍失败的序幕。
注：
①其时就有一典型的例子：熟读《春秋》的关羽在驻守荆州之时竟然拒绝受封，原因在于黄忠也一同受封，语见《三国志∙费诗传》：
先主为汉中王，遣诗拜关羽为前将军，羽闻黄忠为后将军，羽怒曰：“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！”不肯受拜。）
关羽视黄忠为老兵，自然是因为自己熟读《春秋》（见《三国志∙关羽传》引《江表传》曰：羽好左氏传，讽诵略皆上口），而自视士人为高，以纯粹的武人为耻。刘备“（师）事故九江太守同郡卢植”，张飞“爱敬君子”，同时据考证也是位书法家，明代卓尔昌的《画髓元诠》载：“张飞喜画美人，擅草书”，也是一文武兼备的人士。故三人意气相投，“寝则同床，恩若兄弟”。
②《三国志∙吕布传》陈宫赞言：“吕布壮士，善战无前”。同传：吕布被擒后言于曹操，自诩“明公（操）将步，令布将骑，则天下不足定也”
③《三国志∙袁绍传》引《续汉书》曰：绍使客张津说进曰：“黄门、常侍秉权日久，又永乐太后与诸常侍专通财利，将军宜整顿天下，为海内除患。”进以为然，遂与绍结谋。
同传引《九州春秋》曰：初绍说进曰：“黄门、常侍累世太盛，威服海内，前窦武欲诛之而反为所害，但坐言语漏泄，以五营士为兵故耳。五营士生长京师，服畏中人，而窦氏反用其锋，遂果叛走归黄门，是以自取破灭。今将军以元舅之尊，二府并领劲兵，其部曲将吏，皆英雄名士，乐尽死力，事在掌握，天赞其时也。今为天下诛除贪秽，功勋显著，垂名后世，虽周之申伯，何足道哉？今大行在前殿，将军以诏书领兵卫守，可勿入宫。”进纳其言。
④《三国志∙袁绍传》载：馥长史耿武、别驾闵纯、治中李历谏馥曰：“冀州虽鄙，带甲百万，谷支十年。袁绍孤客穷军，仰我鼻息，譬如婴兒在股掌之上，绝其哺乳，立可饿杀。奈何乃欲以州与之？”馥曰：“吾，袁氏故吏，且才不如本初，度德而让，古人所贵，诸君独何病焉！”从事赵浮、程奂请以兵拒之，馥又不听。乃让绍，绍遂领冀州牧。
同传引《九州春秋》曰：馥遣都督从事赵浮、程奂将强弩万张屯河阳。浮等闻馥欲以冀州与绍，自孟津驰东下。时绍尚在朝歌清水口，浮等从后来，船数百艘，众万馀人，整兵鼓夜过绍营，绍甚恶之。浮等到，谓馥曰：“袁本初军无斗粮，各己离散，虽有张杨、於扶罗新附，未肯为用，不足敌也。小从事等请自以见兵拒之，旬日之间，必土崩瓦解；明将军但当开閤高枕，何忧何惧！”馥不从，乃避位，出居赵忠故舍。遣子赍冀州印绶於黎阳与绍。
⑤参见《沮授与袁绍之“邺中对”》，载《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》第310-313页，王永平著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05年6月1版。
⑥参见《汉魏名士研究》第89页。刘蓉 著，中华书局2009年9月1版。
⑦《三国志∙袁绍传》引《汉末名士录》曰：班字季皮，太山人，少与山阳度尚、东平张邈等八人并轻财赴义，振济人士，世谓之八厨。
同传引谢承《后汉书》曰：班，王匡之妹夫，董卓使班奉诏到河内，解释义兵。匡受袁绍旨。收班系狱，欲杀之以徇军。班与匡书云：“自古以来，未有下土诸侯举兵向京师者。刘向传曰‘掷鼠忌器’，器犹忌之，况卓今处宫阙之内，以天子为籓屏，幼主在宫，如何可讨？仆与太傅马公、太仆赵岐、少府阴脩俱受诏命。关东诸郡，虽实嫉卓，犹以衔奉王命，不敢玷辱。而足下独囚仆于狱，欲以衅鼓，此悖暴无道之甚者也。仆与董卓有何亲戚，义岂同恶？而足下张虎狼之口，吐长蛇之毒，恚卓迁怒，何甚酷哉！死，人之所难，然耻为狂夫所害。若亡者有灵，当诉足下於皇天。夫婚姻者祸福之机，今日著矣。曩为一体，今为血仇。亡人子二人，则君之甥，身没之后，慎勿令临仆尸骸也。”匡得书，抱班二子而泣。班遂死於狱。
⑧《三国志∙荀彧传》载：永汉元年，举孝廉，拜守宫令。董卓之乱，求出补吏。除亢父令，遂弃官归，谓父老曰：“颍川，四战之地也，天下有变，常为兵冲，宜亟去之，无久留。”乡人多怀土犹豫，会冀州牧同郡韩馥遣骑迎立，莫有随者，彧独将宗族至冀州。而袁绍已夺馥位，待彧以上宾之礼。彧弟谌及同郡辛评、郭图，皆为绍所任。彧度绍终不能成大事，时太祖为奋武将军，在东郡，初平二年，彧去绍从太祖。
⑨《三国志∙郭嘉传》载：初，北见袁绍，谓绍谋臣辛评、郭图曰：“夫智者审于量主，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。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，而未知用人之机。多端寡要，好谋无决，欲与共济天下大难，定霸王之业，难矣！”於是遂去之。
⑩《三国志∙董昭传》载：董昭字公仁，济阴定陶人也。举孝廉，除瘿陶长、柏人令，袁绍以为参军事。
《三国志∙董昭传》载：
时太祖领兗州，遣使诣（张）杨，欲令假涂西至长安，杨不听。昭说杨曰：“袁、曹虽为一家，势不久群。曹今虽弱，然实天下之英雄也，当故结之。况今有缘，宜通其上事，并表荐之；若事有成，永为深分。”杨於是通太祖上事，表荐太祖。
11《三国志∙袁绍传》引《魏氏春秋》载陈琳撰讨曹檄文：
续遇董卓侵官暴国，於是提剑挥鼓，发命东夏，方收罗英雄，弃瑕录用，故遂与操参咨策略，谓其鹰犬之才，爪牙可任。至乃愚佻短虑，轻进易退，伤夷折衄，数丧师徒。幕府辄复分兵命锐，修完补辑，表行东郡太守、兗州刺史，被以虎文，授以偏师
陈琳之文虽有夸张成分，但基本事实应该不差。曹操在其时应该为袁绍的“鹰犬”与“爪牙”，而且负责为袁绍在兖州发展势力。曹操遭遇过几次较为惨重的军事失败，袁绍也大力援助，同文载：
幕府唯强幹弱枝之义，且不登叛人之党，故复援旌擐甲，席卷赴征，金鼓响震，布众破沮，拯其死亡之患，复其方伯之任，是则幕府无德於兗土之民，而有大造於操也。
12《三国志∙武帝纪》载：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……（初平）二年春，绍、馥遂立虞为帝，虞终不敢当。
13《三国志
∙荀彧传》引《魏氏春秋》曰：（彧）
前后所举者，命世大才，邦邑则荀攸、锺繇、陈群，海内则司马宣王，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、华歆、王朗、荀悦、杜袭、辛毗、赵俨之俦，终为卿相，以十数人。取士不以一揆，戏志才、郭嘉等有负俗之讥，杜畿简傲少文，皆以智策举之，终各显名。
